精神“返乡”下的地方性书写

精神“返乡”下的地方性书写

——杨仕芳中短篇小说集《阿萨玛的灯》读后感

□ 韦 莎

自凭借着中短篇小说集《而黎明将至》荣获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以来，杨仕芳仍笔耕不辍，继续将笔力置于对桂北基层人物及其精神、命运的叙述，结合切身经历，以温暖真挚的风格对桂北地方生活百态进行深入描述和“还原”，进而凝结成新作——中短篇小说集《阿萨玛的灯》，为广西文学版图的绘制贡献一份力量。

作为创作主体，杨仕芳关注基层，以悲悯情怀写出普通老百姓身上的伟力。恰如其在接受访谈时曾言：“这与我对世界的认知有关，与我对小说人物的同情与悲悯有关，与我追求的艺术取向有关……其实我是通过她（小说人物）来努力说服自己，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温柔以待。”因此，在《阿萨玛的灯》中，杨仕芳借风景物象、方言民俗等地方文化元素，在语言、叙述、故事结构布设上，以“在地性”叙述呈现出城市化进程给小城镇老百姓带来的悲喜，进而完成了其对地方生活的精神“返乡”。

长期以来，地方基层凭借着传统文化、方言经验、风物景象等因素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常生活。《阿萨玛的灯》以湘黔桂交界的侗族聚居地“三省坡”的地方日常生活为叙述资源，选取其中的民俗文化、方言等蕴含地域性的生动元素，进而摹写一幅桂北小城镇乡民的日常生活民俗画。

一方面，小说集中对桂北地方风物景象的叙述俯拾皆是，这既为小说人物铺就了活动场域和背景，还描摹出湘黔桂交界处的朴素生态的地理风景，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图景。譬如在《阿萨玛的灯》中，爷爷和杨建国的出场即是在以山林耸立、吊脚楼、青苔小路、鼓楼、依山而建的村庄等地域景物构设的背景下，人物在这样自然朴素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下也有着淳朴善良、友好互助的品质。又如《原来天是这样放亮的》，开篇叙述了送葬途中的稻谷、田野、苍鹰、觅食的鸡等景物，衬托出人物春妮纯粹且悲痛的内心。如是，小说集凭借这些元素绘制了一个桃花源般的“三省坡”世界，在呈现地方风物的同时，展现出地方民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生活。

另一方面，小说集还描绘了民俗风情、方言俚语等极具“三省坡”地方性的文化图景，侧面体现出桂北小城镇乡民的蓬勃生命力。譬如《阿萨玛的灯》叙述了民间流传的“萨岁”故事，以及寄寓着美好祈愿的“阿萨玛的灯”等，同时以独具地方侗族方言特色的“奶雄”“卜雄”“公阿郎”等称呼，嵌入文本人物的对话中，形象生动地呈现出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。这使文本充满地方色彩的同时，展现创作主体对地方生活的熟稔和热爱，并试图发掘其中隐藏的生动美好。

不难发现，杨仕芳是一个扎根地方和民间背景的创作家。正如他曾坦言：“我是那种很笨拙的写作者，我所有的小说都离不开生活。”这样的“笨拙”使其文本充满着实在的“泥土气”和“在地性”，让其能将写作的目光“落地”，最终阐解地方人物的内在，实现主体的精神“返乡”。

一方面，小说集塑造了一个个虽处于困境却依然积极生活的人物形象，表现了创作主体作为知识分子对基层民众的人文关怀。《原来天是这样放亮的》叙述了无妻子女儿音信、在龙城工地当门卫的“老鲁”，面对春妮的求助也能再三施以援手。《父亲的渔船》中的吴雪莲，在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后，又被设计失掉贞洁，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生命，而是选择与自己“和解”并坚强活下去。在对这些基层人物的形象塑造过程中，在诸如“月亮被晃动的水面揉成碎片”等不乏诗意的语言背后，隐现的是创作主体对小城镇乡民的人文关怀和脉脉温情。

另一方面，小说集聚焦于现实生活，以巧妙的叙述手法将城与乡、大人与小孩之间的关系进行联结，如此打破了两者之间的隔绝，展现出创作主体对现实问题的思辨。譬如《原来天是这样放亮的》借春妮逝去的哥哥——陈春生的口吻，以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春妮为了“渴望已久的生活”而“离乡”，又多次在“回乡”“离乡”中徘徊折返，最终村里虚假的喜宴让春妮心中“放亮”，如此城乡之间的“断裂”在这里得到了弥合，表现出创作主体对城乡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。而在《桃子为什么流泪》中，创作主体的现实思辨则表现得更为明显。这篇小说以孩童视角进行叙述，由“桃子为什么流泪”这个问题引出大人与小孩看待事物的显著反差，表现出创作主体对纯真童心如何不泯，以及大人和小孩之间相处之道的思考。

综上可知，杨仕芳的中短篇小说集《阿萨玛的灯》试图将对“三省坡”的地方书写纳入到更为普遍存在的现实生活文化语境中进行观照，以对地方风景人事的丰饶性和深刻性的挖掘，实现其精神“返乡”，进而突破地方书写的庸常化而展现出一种文学写作的勇敢探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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