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五元钱改变我的命运

□ 吴享荣

我是个92岁的退休教师，享受着国家发放每月几千元养老金的优厚待遇，与贤惠爱妻和孝顺儿孙共享天伦之乐，健康快乐地安度晚年。可是，有谁知道这幸福美满的生活是用15元钱换来的呢？话得从头讲起——

1933年的寒冬腊月，我出生在现今的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父母靠耕种祖辈留下的几亩土质贫瘠的旱水稻田，加上开荒栽种红薯、芋头、木薯、玉米等杂粮才勉强维持一家数口每日三餐杂粮稀粥。

我长到8岁超过了学龄阶段仍光着脊梁跟着牛尾巴走。1941年秋才开蒙读一年级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几次辍学，直到1950年秋季才跳级上六年级。那年头，天公不作美，粮食歉收，青黄不接，杂粮稀粥也食不果腹。我早上吃两碗稀粥上学，路上尿几回，肚里剩下不多了。每节课间跑一回厕所，中午没有午餐，饥肠辘辘，肚子咕噜直叫。老师问我：“你的面部有点浮肿，是吗？”我喉咙哽咽，泪水扑簌簌地落下来。我就这样饿着肚皮上学，带着浮肿病读完了六年级，捧回了用苦水写成的毕业证书。

父亲让我报考防城简师，毕业后当教师领工资帮补家庭，我也羡慕这个职业。岂料事不如愿，那年防城简师不招生，后来听说广西省立钦州师范学校招收简师班。可是，到外埠读书对于我们这个贫苦的家庭而言哪敢心存奢望呢？但深知文化重要的父亲是不忍心让我失学的。于是，便带着我前往企沙区人民政府借来人民币15元（当时的旧币15万元）作为出门费用，让我报考钦州师范学校。我喜出望外，小心翼翼地揣稳毕业证书和这15元钱，带上仅有的两套打了补丁的粗布单衣，穿着一条遮羞裤衩儿，光赤脚板，披着晨星，从家里出发，只身独行。走了20公里绕过防城县城，再走40多公里，夜色降临时来到了钦州师范学校。

在钦州专区各县前来报考的数百名考生中，仅录取一个班45人，我也榜上有名。入学的第一天，我即把钦州师范学校作为自己命运的寄托。在校3年，我自觉遵守校纪校规，听从师长教导，与同学友善相处，发奋用功读书，向品学兼优的目标进取。由于师长和同学的看重与关爱，学校连续3年评给我甲等人民助学金，让我全部解决了伙食费和学习文具及生活用品等费用。缺少衣着，是同学借给我替换；寒冬来临，没有棉被，是同学邀来同寝共眠；脚底无鞋，冷得发紫，是同学借鞋让我保暖。友谊给我温暖，友谊给我力量，使我抵御了无情的严冬。

寒窗3年，苦尽甘来。我以优秀的成绩修完了学业，学校让我选择分配志愿：一是免考直升中师，二是派往省城南宁教书。领导对我的器重，让我铭感终生。升学深造充实知识，固然是求之不得。但我深知，家里已是“旱情严重”，父母盼我早日领到工资接济家庭，况且还要支持几个弟妹上学呢。于是，我毅然放弃了“直升中师”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。

1954年8月，我满怀豪情来到了南宁市教育局光荣地加入了人民教师的行列。初次领到了国家工资，犹如天降喜雨，我手里捏着人民币，心中念着父母恩。当即从试用期月工资28元中取出零头数给家里汇去，以济燃眉之急（余下用作伙食和购置棉被衣物及生活必需品）。父亲来信说：“吾儿知悉，见字如面，汇款8元已收到，好比‘久旱逢甘露’……”父亲借用诗人的名句流露了家人对这8元钱的期盼与欢愉的心情，令我愧喜交集。以后领到工资，我总是先给父母献上一滴“甘露”，再逐月积攒还清借款15元。

从当上人民教师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十分珍惜这个用15元钱换来的光荣称号和崇高职业。在我39年的教师生涯中，我始终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一丝不苟履行职责，争分夺秒多作贡献。工作中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，荣获“南宁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突击手”、优秀共青团员、五好团干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等称号。1992年我捧着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状退下了岗位。

在我92岁的人生历程里，心里满满地装着父母辛勤养育、鼎力供书的没世之恩；满满地装着人民政府借给15元让我改变命运的爱民之心；满满地装着母校师长春风化雨、诲人不倦的无量功德；满满地装着同窗学友借衣共被的深厚情谊。

在我的回忆录里，我以浓墨重彩庄重地写上这一笔：牢记昔日苦，珍惜今日甜。不忘来时路，永远跟党走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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